在《秦制两千年》中，谌旭彬将帝王术总结为三条:对前朝覆灭教训的总结与反思，驭民术(或称控制汲取手段）的进化与完善，以及对统治基础的笼络与防范。
1.起始
公元前年，秦宫。
“寡人上次都说了，公孙鞅这家伙，大言欺人。你还领他过来，瞧瞧，这次说的，也是些迂阔无用的东西。”
一旁的景监边陪笑，边承受着秦孝公的又一次责骂，好一会儿孝公才息了怒。
退下朝堂，见到公孙鞅（即商鞅），一肚子火的景监用同样的话责备商鞅。
商鞅也不恼，反而笑呵呵地对景监说，“前两次，我分别用帝道和王道来劝说君上，君上不感兴趣，应该是嫌这两种方法见效慢，再见到君上，我已经知道该说什么了，请您务必再帮我一次。”
景监收了贿赂，也确实觉得商鞅是只潜力股。于是就再次设法使商鞅见到了孝公。
这次，孝公没有再听得直打哈欠，反而对商鞅提出的以霸道治国，露出了极大兴趣。
由此，商鞅变法逐渐拉开序幕。
后一百五十余年，秦国不断削割诸侯，历经六代，至秦王嬴政时，卒并天下。
秦晖形容这一过程是，本来社会上有很多小主人，每个小主人都有一批他们的依附者，但后来，有一个最大的主人把其他所有的主人都一扫而光，并进而成为了全国百姓的共同主人。这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宠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宠的奴才。
秦制由此建立。
2.秦制
所谓秦制，用比较正式的话说，就是以官僚系统取代封建贵族作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以求最大限度满足皇权独大欲望的政治制度。
其理论依据是崇尚“民弱而国富，民愚而易治”的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至汉武帝，又缘以儒术，外儒内法思想形成，一直沿袭到清代。
因此，尽管秦制在古代东西方都有，但在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并在皇权、官僚集团和民众三者的博弈中，发育得也最为成熟。
3.皇帝与官僚
自秦汉至明清，君主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但天下地广人众，皇权又不得不设官分职来维护统治。甚至为了让官员卖命，除俸禄外，皇权还会默许乃至纵容一定程度的制度性腐败。北宋宰相文彦博就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从这个角度看，皇帝和官员是一伙的。
但天下毕竟只属于皇帝，官僚由选拔而来且通常不能世袭（尽管他们很想），二者之间又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雇佣关系，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少拿钱多办事儿，最好除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啥也别干。
但从人性自利的角度看，既然是打工，官员们当然希望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强烈要求进步的，或许还想占有股权，成为贵族，甚至取老板而代之。
所以，为防止官僚结党危及皇权，秦制政权同时也在时时防范和压制官僚集团。并且其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对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和原子化控制。
比如建立各种制度（曹魏校事、明东厂、锦衣卫，清朝雍正的密折治国等），以求控制和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无论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协调不同官僚派系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平衡。
其中，“科举取士”的出现，对秦制政权来说尤为重要。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在古代各个王朝中，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的主要来源（50%)。但它却让皇权逐渐控制了进入官僚集团的途径，这不仅让皇权选拔人才时不用再依赖世家大族，避免再次出现汝南袁氏那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大家族，同时也将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与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绑定，从而极大提高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单个的官僚，无论他是宰相还是首辅，在面对皇权时，通常并没有太多抗争能力。真正能对皇权产生制衡的是整个官僚系统。书中涉及的官僚集团的反抗手段有：
1.利用“天人感应”学说，以“天命”约束皇权；
2.利用朝廷制度，如台谏官可以对皇帝实行“谏诤封驳”，史官随时记录皇帝言行，使皇帝顾及个人历史形象，不敢任意妄为等；
3.相互结党，彼此为援；
4.（利用读书人）进行舆论施压；
5.（被压制后）消极怠工；
6.集体抛弃皇帝，等待或投奔新主；（PS.中国历代皇帝平均在位时间：5.年)
总的来看，官僚集团的反抗通常还是比较软性的。很多时候，皇权一旦耍起横，官员们还真没什么办法。从秦汉到明清，君权也确实呈不断强化的趋势。
秦汉时，三公可以坐而论道，宋朝的官员上朝就要站着了，到了明代，“大朝仪”须“众官皆跪”，清朝官员由于上朝时跪地时间太长，大臣们都备了特别的护膝。
4.皇帝与百姓
“打鱼一生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是《水浒传》第十九回，阮小五面对着来抓他的官军唱的歌。宋朝人称天子为“官家”，阮小五的意思很明确，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是崇祯临上吊前写的遗书。
面对很可能捞一票就走的官僚，皇帝和百姓无疑是有共同利益的。作为皇帝，天下是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自己地里的子民（庄稼），平时能流汗，战时能流血，并且还是自己名义上的支持者（按照儒家话语，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智商正常或保持理智的情况下，他至少会希望百姓能过得下去，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老百姓当然也渴望太平岁月，毕竟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自己的生活也经不起太大折腾。
而且，对普通百姓来说，皇帝远在天边，基本接触不到，执行政策的都是下面的官吏，对自己造成直接伤害的也是他们，百姓自然会将怨恨投射在官吏身上，并希望有个贤明的皇帝，能出来主持公道。皇帝在民愤过大、上达天听的时候，也确实可能会杀掉几个贪官祭旗，这样既清理了革命队伍，又收买了人心，说不定还能为国库增收，何乐不为？朱元璋就曾直接发动群众，赋予他们捉拿贪污吏员（不是官）的权力。
但在另一方面，遵照法家思想构建的秦制帝国，其富强是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困之上的。甚至，就连史上以勤政爱民著称的唐太宗也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嗯，老板姓都是贱骨头，不能让他们闲着。
而且，无论是维护整个大一统政权的运转，还是供应以皇帝为首的权贵们的奢靡生活，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正因此，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就是，尽可能地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汲取对象恰恰就是百姓。
所以，上面还是好的，只是下面坏了，这话有点儿道理，但也仅仅只有那么一点儿。
5.官僚与百姓
不考虑“恩荫”之类的制度，理想状态下，官员是不世袭的，百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官，官员退休或离职后又成了百姓，官民身份随时可能互换，二者同根同源，本为一体。或许也正因此，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官员。
但除了这些相对比重并不算高的例外，官员们也会有一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临时工心态。有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算不得兢兢业业，但也算对得起那份待遇；可也会有很多人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侵百姓以利己”“损实事以养名”，在任期内，努力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惮以最酷烈的手段汲取下民。
6.汲取
皇帝和官僚系统对百姓的汲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1.征税。尽管各个朝代税的多寡和种类都有所变更，但就像富兰克林说的，这个世上，唯死亡与税收不可避免。在征税过程中，朝廷有时还会强迫农民以货币形式纳税，导致“钱重物轻”，实现双重收割。明末顾炎武曾在《钱粮论》中记载说，“今来关中,自樗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
而且，百姓在纳税时，很可能要面对粮头、柜吏、仓吏、官银匠等少则七八个、多则十余个环节的刁难和盘剥。一套流程走下来，耗费早已远远超出了法定税额。清代两江总督蒋攸铦曾感慨，“最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
2.服役。古代统治者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如修城、筑堤、疏河、造桥、打仗等），都被称为徭役。拿宋朝为例，当时百姓由于差役负担，往往闹到破户败家的地步。因为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都可以无偿摊派给地方百姓，并且还要求自备钱粮，甚至还要包赔损失。
3.商业垄断。盐、铁、茶、酒等日用品由朝廷专营或由指定商特许经营，特许经营需要向朝廷购买朝廷的许可证，如酒曲、盐引等。唐宰相第五琦，主持食盐专利，将盐价从每斗10钱增加到每斗钱。仅用10年左右，唐朝的盐利收入就从每年40万缗猛增到万缗。
4.滥铸、滥发货币。用缺斤少两的劣质货币代替优质货币，用重量相差不大的金属铸造大面值货币以及大量印刷纸币，造成通货膨胀，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贬值。刘备苦于军用不足，曾铸造“值百钱”，重量是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是旧钱的倍。朱元璋印制大明宝钞，到明宪宗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
5.吃大户。为支持与藩镇作战，唐德宗曾收刮天下富商，尤其是长安商人，得钱20亿文。北宋仁宗年间，西北边境有战事，急需钱用，朝廷将数十家大户弄过来，一天就凑够了军费。由于朝廷收刮太狠，谏议大夫梁焘还曾上奏，希望皇帝能好好爱护因变法而遍体鳞伤的京师之民。如此，再过个一二十年，他们又可以发育成若干大户，可供朝廷在紧急之时取用。
6.放贷。北宋王安石成立市易司推行市易法。市易司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一般为20%)向缺乏本金的商户放贷。后来此项金融服务变成了一场摊派，商户需不需要，都必须向朝廷贷款。
7.变法。尽管采取了以上那么多手段，历代朝廷依然会面临钱不够用的窘境。此时，朝廷还可能通过变法来增收。细察中国历代的变法，如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唐德宗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基本都是奔着为朝廷增收去的，而不是为了解决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范仲淹“庆历新政”例外，但改革仅维持了一年）。
而且，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将这种情况称为‘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定律）。
谌旭彬的解释是，尽管每次改革，都会尽量简化各种苛捐杂税，把它们归为一种或少数几种，表面上为百姓减轻了负担，但每次改革后，又都会延伸出更多的苛捐杂税（政府的征税权不受控制），于是税收也就变得越来越重了。
7.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爷爷说的好，你就是拿根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雀儿也要叫几声。面对宏大权力的严酷汲取，底层百姓尽管力量微弱，但他们依然会采取一些反抗行为，千方百计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包括：
1.日常反抗行为。偷奸耍滑、小偷小摸、故意拖延、冷嘲热讽、溜之大吉等，尽量以最低代价服从官府的命令。
2.少报田地。土地清查，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也只能下令“黔首自实田”，让六国老百姓自己呈报土地占有的数额，作为政府征收田赋的依据。但很明显，百姓并不会真都老老实实地上报真实数额。
3.寻求庇护。如果自己种田不划算，百姓可能会选择托庇于与朝廷“议价能力”更强的豪族、官员与士人，成为他们的荫户或佃户，不再直接与朝廷打交道。
4.逃亡隐匿。如果朝廷的赋税过重，百姓也可能逃到诸侯王治下，或者外逃到少数民族那里，再或者隐匿起来。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清查人口，曾直接跟老百姓说，我调查户口只是为了弄清楚国家的人口数据，而不是为了向你们征人头税，所以大家都别隐瞒了。
5.自残。因为朝廷有时会对残疾人减免赋役，所以干脆有人选择自残，并将残废地手足称为“福手”“福足”。李世民曾下诏，谁再敢弄断自己的手足逃避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
6.弃养或溺婴。宋真宗时，有的地方人头税收得实在太重，于是“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老百姓生了儿子要么抛弃，要么卖掉，要么送给寺庙。
7.民变或起义。万历后期的20多年中，各地直接因矿、税监激起的民变就多达49起。各个朝代的农民起义，黄巾、赤眉、明末流民……也多是活不下去的普通百姓。
8.控制
为了尽可能地削弱民众的反抗能力，最大限度地从民间吸血，权力阶层同时也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和组织，追求散沙化和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具体手段有：
1.思想立法。一手控制百姓能得到的信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比如阉割、改造孔孟之言，制定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削弱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意识；重视并垄断对谶纬的解释权，宣传皇帝出生时那些神神怪怪的故事，增强政权合法性；集中力量树立心向朝廷的模范和反面教材，供人们学习、批判。
2.瓦解民间各种“小共同体”。以人为的“闾里什伍”来取代自然的血缘族群，甚至用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和鼓励“告亲”来瓦解大家庭，削弱民间的抵抗能力。
3.人身控制。利用严密的户籍、连坐、路引等制度，禁止百姓随意游荡，以利于静态化管理。
4.摧毁或同化社会能人。（汉武帝杀游侠郭解，曹操摧抑豪强，都是干掉反对派；科举给了所有读书人一个进入体制的可能，招安则给了流氓盗匪上岸的机会，不仅减少了反对者，还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扩大了统治基础。（但北宋为维护社会治安，吸纳游手无藉之徒,负罪亡命之辈为军，也导致宋军战力感人）
最终，“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便出现了。
9.灭亡
物极必反，秦制极强的控制与汲取能力造就了畸形的“精英繁荣”，也导致了极端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最后也会因此而凋敝。秦制国家的灭亡，原因通常有三：
1.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统治基础动摇。比如王莽改革土地制度、释放奴婢，曾经拥护新莽政权的权贵、豪族，直接变成了推翻他的核心力量。
2.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组织了起来。如元末红巾军、明末流民军。
3.外敌的压迫或入侵。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打不过。
多数时候，上述原因中的两个或三个同时存在。
在秦制政权每次解体后，下个朝代的统治者，又会对前朝的覆灭进行总结与反思。于是，秦制被不断强化，从秦汉的1.0，到唐宋的2.0，最终发展到了明清的3.0版本。历史摇摇晃晃，始终没走出一次又一次兴衰治乱的循环,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似乎也从未有过大的改变。
直到年辛亥革命，这一制度才在形式上被推翻。
到了年，黄炎培去延安考察，谈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的这个周期率时，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0.最后
秦制能绵延两千多年，自然不是一无是处，历代的皇帝、官僚与当时的百姓，也就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最大的不同也仅仅是所处位置的不同。好也好，坏也好，赞颂也好，批判也好，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如果古人的那一套，足以让中国或者我们个人，很好地应对现代世界，那多学学自然也挺好。
但问题是，时代变了，社会发展早就不再仅仅依赖于纯粹的劳动力和那一丁点儿少得可怜的自然的产物。
可能要靠科学、要靠技术，或许还要靠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而这些的发展，又都离不开无数聪明的、有创造性的人，而不是“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下的民。
所以，过去可以批判、可以借鉴，但真正的路，只有前面才有。
引用资料：
1.《秦制两千年》谌旭彬著；
2.《两晋》刘勃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