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刘秀即皇帝位于鄗，是为光武帝，定都雒阳，设年号为建武，东汉的历史从此开始。随后，光武帝先消灭赤眉军，后又逐一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终于在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建立了统一的东汉帝国。
光武帝注重吸收了西汉时期统治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较为注重与功臣、宗室、勋戚之间关系的处理，使东汉帝国的统治秩序很快得到了稳定。同时，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其后继者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在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时候，光武帝刘秀去世了，他的太子刘庄继位，东汉皇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光武帝强化专制皇权，虽然对当时强力推行条令益处多多，也对明帝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在建国初年就出现了盛世景象。不过，光武、明帝都是强有力的君主，他们在位时，绝对不会出现觊觎皇权的现象。但是，当后来的君主羸弱或幼小时，就会出现问题了。
因此，可以说，正是光武帝的强力集权种下了后来外戚、宦官要挟君主、专权跋扈的总根。章帝处事较为宽厚，为外戚在政治上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实际上，外戚的作恶在章帝时就已有形迹了。汉章帝短命，仅在位13年（公元76年—公元89年）。
章帝去世，在东汉皇朝历史上，应该属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和帝开始，继位的皇帝大多年龄较小，最开始的时候总是由他的母亲皇太后临朝称制，垂帘听政。皇太后要掌控朝纲，又往往要依靠自己亲近的娘家人，于是皇太后的亲族便纷纷步入朝廷之上，挟持小皇帝掌握朝政，从而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
小皇帝长大之后，当然不甘心当一个傀儡皇帝，要夺回属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能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宦官帮助皇帝消灭外戚以后，权力实际上又到了宦官的手中，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皇帝去世后，另一个外戚集团又拥立一个小皇帝，控制朝廷，皇帝长大后再靠着宦官势力夺回权力，以致和帝之后出现了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的局面。
此外，在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的同时，又加入了士大夫集团这样一支新的群体力量。河南尹作为执掌京师的官吏，其地位、作用就自然非其他郡守可比，或多或少都会牵扯进这种复杂的政治局势之中。
（一）外戚势力对河南尹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窦氏是世家大族，其先可以上溯到孝文皇后的弟弟窦婴。此后，窦氏家族不断繁衍壮大，到东汉初业已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如：窦融于新莽末起，曾先后从王匡、刘玄征战，并在东汉初年占据了河西一带。
刘玄战败后，窦融被推举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据境自卫。光武帝即位之初，窦融遂决策归汉，授职凉州牧，从破隗嚣，封安丰侯。后入朝，官至大司空。窦融位列云台二十八将，在东汉初年是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章帝皇后窦氏是窦融的曾孙女。汉章帝的第四子刘肇，其生母并非皇后窦氏而是梁贵人，后过继给窦氏为继子。章帝死后，9岁的刘肇继位，就是汉和帝。汉和帝刘肇继位后，窦氏变成了窦太后，临朝称制。
后世学者为了将她与西汉的窦太后和之后的桓帝皇后窦氏（灵帝时为太后）相区别，一般称其为章帝窦太后。
章帝窦太后临朝执政开始，就立刻追尊她的母亲沘阳公主为长公主，增邑三千户；随后，窦氏的兄弟也都成为显贵，从而开启东汉外戚专权之先河。尤其是在窦宪率兵击败匈奴、任大将军之后，窦氏家族更是势焰熏天，和帝之后，更出现了一个“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局面。
东汉时期的外戚专权，影响了河南尹的任免。和帝起至东汉末，有不少河南尹出自外戚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梁冀。梁冀的父亲当年凭借外戚的身份成为侍中，后皇帝选任梁商的女儿入宫为妃，最后成为顺帝的皇后。作为皇后的兄长，梁冀自然被重用，仕途顺利，并在顺帝永和元年（公元年）成为河南尹。
梁冀担任河南尹期间，恣意妄为，残暴放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次，梁冀父亲梁商的亲信洛阳令吕放面见梁商时，指出了梁冀的一些不足，意在让梁商给梁冀一些教导，帮助梁冀改正，使其能积极从善，成就一番事业。梁商当然也知道吕放的好意，过后也给过梁冀一些提醒。
梁冀认为吕放是在父亲面前告他的黑状，因此对吕放十分痛恨，最后派人将吕放刺杀，还诬称吕放为仇家所为。梁冀毫无人品学识，恣意妄为，张扬跋扈，将很多不良风气带到了官场上。他在河南尹任上，毫无政绩，这与东汉初年的历任河南尹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外戚集团中那些任河南尹者不同，那些非外戚且并不依附外戚集团的河南尹，只能在外戚“抑明贤以专其威”形势下生存，甚至使得一些有志之士不敢担任河南尹一类高级官员，难以施展他们的抱负和才华。
灵帝初年任河南尹的桥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他的七世祖桥仁，著有《礼记章句》，被称为“桥君学”。成帝在位时，桥仁担任过大鸿胪一职。而桥玄的祖父桥基和父亲桥肃，都担任过太守。桥玄出身名门，学术传家，培育了为人耿直、不惧权势的性格。
早年在县功曹任上，他就因配合豫州刺史周景治了梁冀的亲信、陈国相羊昌的罪行而著名。后来，桥玄升任洛阳左尉。在此任上，时任河南尹的梁不疑以公事令桥玄“诣府受对”，桥玄不堪受辱，最终不得不辞官还乡。
不过，星转斗移，世事难料，桥玄于汉灵帝初年还是被重用，担任的正好是河南尹一职。此后，他又担任了少府、大鸿胪等职务。当然，桥玄担任河南尹已是梁氏外戚失势之后的事了。
（二）宦官集团专权对河南尹的影响
宦官与外戚不同，他们自身是不能担任河南尹一职的。不过，那些依附于宦官的人或者在铲除外戚势力过程中出过力的官吏则是可以担任河南尹一职的。如依靠宦官的段熲。
段熲凭借卓越的战功成为河南尹，但担任河南尹之后的段熲却不向从前一样顺利，先是因为有盗贼盗挖冯贵人的坟墓，而从河南尹的位置上转为谏议大夫，后来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又依靠宦官，并帮助宦官王甫冤杀旁人，后来王甫被诛杀，牵连到段熲，他在狱中服毒自杀。曾经立过赫赫战功的段熲，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下场令人唏嘘。
（三）河南尹反外戚、宦官集团专权的斗争及其作用和地位
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特别是宦官黑暗的统治下，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东汉皇朝濒临危机。不过，一些正直开明的河南尹与其他官僚士大夫一样，仍然表现了正直的品格，进而对黑暗统治，特别是对宦官把持朝政表示不满，甚至挺身反抗。汉和帝为郑众封侯，并开了养子继承爵位的先河，从而又导致了宦官弄权的局面。
东汉外戚的势力在梁氏专权时期达到顶峰。桓帝延熹二年（公元年），对梁冀专权早有不满的汉桓帝联合单超等五人之力杀死梁冀，梁氏家族的势力被消灭。自此之后，外戚势力虽然仍然存在，但只是短期的，而宦官专权的局面已经形成。
此时，日益增长的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力量，给当时的政治带来了一股新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基础力量是官僚、豪强及其门生、故吏、太学生和郡国生徒，其核心是那些身居官位的名士。而后来宦官与大臣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这些都沉重打压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力量，随之东汉皇朝也就进入了病入膏肓的状态了。
（四）东汉末年政局对河南尹的影响
东汉中期以后，朝政长期由外戚和宦官递相专权，经过两次“党锢之祸”，政治已是极度黑暗。同时，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终于演化成为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皇朝的丧钟。在此背景下，东汉的统治者不得不赋予州郡牧守以更多的权力。
同时，州郡牧守也越来越看到皇朝的末日已为期不远，纷纷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参加中原的角逐。从黄巾大起义到董卓入京前短短的数年间，地方州郡牧守的权力恶性膨胀，终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军阀混战。
纵观整个东汉政局，河南尹因为身处京师，虽为地方长官，但却又掌中央职官的一些职能，因此，与东汉当时的整个政局密不可分。
东汉初期，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河南尹作为行政制度的代表，早早就被设立；政局清明时，河南尹的选任受到重视，担任者多为能力突出、政绩良好者；外戚宦官相继专权后，为了一己之私，他们操控河南尹的选任，选拔自己的亲近自己的人来担任其职，导致了河南尹选拔的畸形化。
此时，士大夫群体中有为河南尹者，就会通过自己或联合其他人的力量，进行反抗，但多数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东汉末年，由于地方割据势力兴起，河南尹就被各个军阀招拢，成为他们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