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被钉在耻辱柱上已经几百年了，至今还没下来。她在书里被蹂躏，在书外被消遣，能给予她同情的人寥寥。马克思说，女性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佳标准，但社会主流标准的发言权基本都掌握在男性手里，作为价值观的主流代言人，他们往往扮演着维护旧价值观的捍卫者。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要担负起社会进步的先锋责任，常常被置于时代变迁的风口浪尖上。
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作品，女性都是以叛逆的形象出现的。比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再到由此延伸出的《西厢记》，还有《牡丹亭》，再到深受其影响的《红楼梦》，还有这部《金瓶梅》。
在现当代文学当中，女性的文学形象也不可忽视。就拿鲁迅的作品来说，我们记住了《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祝福》中的祥林嫂，还有《伤逝》中子君。说到子君不提及另外一部作品，即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娜拉就是其中的女主人公。这部作品重在展现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的矛盾，结局娜拉的出走被视为女性挣脱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的象征。
《玩偶之家》被传到中国之后，被众多女性追捧，本土的娜拉也出现了不少。鲁迅对此曾发表过一篇演讲叫《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是否能够为“娜拉们”提供充足的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提升到“女性可挡半边天”的地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连男性的生存都成问题的社会，对于女性更是苛刻，没有生存机会的“娜拉们”出走之后，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之后，鲁迅写了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伤逝》，鲁迅的创作意图很明显，意在给“娜拉们”吃“降火药”。女性进步了，时代并没有进步，注定女性的进步也是一场悲剧，而且是社会悲剧。
介于女性的特点，文学家们常常用女性的身体和命运去展现社会现实的黑暗。在当代小说中，苏童的《妻妾成群》，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王安忆的《长恨歌》等，都显现了这样的特点。再回到《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其实她是一个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成份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命运的因素。
鲁迅有句关于悲剧的名言，即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一般的悲剧都是通过正义的毁灭、英雄的牺牲或主人公的苦难命运，来正面描写悲剧。兰陵笑笑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写《金瓶梅》从反面人物入手，写社会黑暗下人物的种种卑劣形态，整部作品都是从反面呈现社会现实，可以说是“以毒攻毒”。
潘金莲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一步步堕落成淫妇，所走的路线也是“以恶抗恶”，以致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不能原谅她。
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悲剧
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正统文化，对女性并不友好，充满了歧视和轻贱。“红颜祸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等观念深入人心，女性的职能一直被限制在后院，家庭是封建时代女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女人生命的归宿。女主内，男主外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成了女人的天职，贤妻良母成为社会所肯定和赞美的妇女典范。
《金瓶梅》的出现打破了女性身上所应有的被社会规范的所有美好品质，那么兰陵笑笑生是不是喝多了，要创造这样一个“遗臭万年”的女性形象潘金莲。当然不是，我们知道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长期被压抑被抹杀的人的自然本性、情欲、物欲，都开始得到重视和肯定，特别是对于女性。
经济的变化，思想的变化，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异，很快引起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注意。长篇小说的题材也从历史、政治、神话等开始转向现实中的日常家庭生活。家庭作为女性活动的主要场所，女性首当其冲成为文学家笔下的主人公，然而历史的进步与社会思潮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当社会思潮涌动的时候，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根本性转变则需要走过一段漫长的岁月。
虽然先进的文化已提前摄入女性存在的后院，但女性作为附属品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仍旧牢牢的占据着舆论的主导地位。文学家们重视了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仍旧是卑微的，这就造成了她们悲剧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潘金莲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下。
潘金莲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朵恶之花，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里很难诞生出贤妻良母型的标准妇女，妻妾间的争风吃醋、斗狠耍心机，相互残害成为后院女性的主要生活内容。女性的美丽聪慧和生命的活力，在那样的社会现实下，她们的人格被扭曲被侮辱被蹂躏被腐蚀，被消解在庸俗的争宠之斗中，这不是她们真正的心性，而是在历史生活和正统文化的逼迫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畸形之态。
潘金莲一生的奋斗目标便是西门庆，但西门庆奋斗目标是更多的钱财和更多的女人，这从表面上注定她的梦想无法实现。她出身卑微，父亲早死，因为家里很穷，九岁被母亲卖到官僚之家，成为供有钱人享乐的丫鬟。之后又被卖给财主张大户，成为侍妾，后又被赶出来，被迫嫁给了武大，直到遇到西门庆，她才有机会嫁入豪门，算是嫁个“正常人”。
如果潘金莲在现代，可能她和王熙凤一样，也是一个职业女强人，美丽聪慧的女性，有广阔的天地给她生而为人的机会。她完全没必要依附男性，更没有必要通过男性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在那个“门必当户必对”封建社会，以她的出身和地位，没有富二代官二代的光环，要嫁个好男人相当困难。
如果潘金莲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所赋予的命运，或许她不会走向罪恶，走向死亡，但潘金莲就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她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有幸福的家庭，有疼爱的老公，有可爱的儿女。那么她能依靠什么，只能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泼辣的个性，将其演变成种种恶德恶行，直到最后，自己也被罪恶吞噬。
她的恶德恶行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身背数条人命，的确不可原谅。但封建社会对女性生命活力的压抑才是造成她走向邪恶的根本原因，她不是一个人，在市场交易中，她是一件商品，任人转卖，是被社会压迫的奴隶，她的命运不在她手上，巨大的社会漩涡把她包裹着，她成为了一个坏女人，但这样个坏女人是如何被社会蹂躏，被生活所迫，她身上的恶反映出的恰是社会的恶，一个恶的社会打造了一个恶女人，然后又将她无情的毁灭。
寻求个人寄托的命运悲剧
潘金莲的命运悲剧从她的年少开始，如上文提到，出身裁缝家庭，父亲又早死，家里穷，九岁被亲妈卖给了官僚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王招宣死后，母亲又把她卖给了一个财主张大户。张大户看她有几分姿色，便背着其妻将她收为侍妾。被老婆知道后，遭到了一顿毒打，她又被迫嫁给了卖炊饼的武大郎。
至此，潘金莲总算有了一个真正名义上的“家”，然而张大户并没有放过她，他给武大郎做生意的本钱，给他们房子住，基本将武大郎收买，将其嘴堵上，以图继续霸占潘金莲。
潘金莲对她的生活满意吗？肯定不满意，一卖再卖，被迫嫁给一个“为人懦弱，模样猥衰”，“身上粗躁，头脸窄狭”，“三寸丁，谷树皮”的男人，而她自己按作者的描写，她是有着美玉和珍珠质地的美女，她不仅不愿意，而且这样的婚姻对她来说是一种人格侮辱。就连作者也禁不住感叹：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明显的表现出了对潘金莲的同情。
如果她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封建女性，一辈子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固守着一份封建妇德，也不是不可以屈辱平凡的走完一生，成为后人认可的在封建时代下常见的另一种社会悲剧。汤显祖说的好，“情不知何所起，一往而深”，对一份情感的向往成为她的宿命。
在小说中，她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坏女人。她虽然打扮的花枝招展，但对于那些浮浪子弟的挑逗，并没有乱来。武大提出要搬家，她完全同意避开那些浮浪子弟，并拿出自己首饰去换了一套大房子。这说明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淫妇。
当武松出现在她的眼中时，她心动了，动情了。她看上武松，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在婚姻的不满，追求的是生活上的伴侣，并非是完全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如果她真是一个荡妇，那么在遇到武松和西门庆之前，小说就应该写出她这些特点，但小说并没有写一个她偷汉子的例子。
她遇到西门庆才是她人生悲剧真正的开始，可能说西门庆成就了她，也毁了她。在未嫁入西门府前，小说中多次提到她很担心西门庆抛弃她，她把西门庆当作人生的依靠，而西门庆只不过把她当作玩物而已，因为西门庆自幼便常在三街四巷“养婆娘”，一个转身就会将她忘记，西门庆娶孟玉楼就是在和潘金莲打得火热之时娶回家的。
西门庆离不开女人，可悲的是，女人也离不开西门庆。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下，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西门庆便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宗法制度社会的真实缩影，所以西门府的女人不得不心甘情愿的成为他玩弄和取乐的工具。占有西门庆成为西门府女人们的奋斗目标，由此女人们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相互侵害等，直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成为西门府第五个小妾之后的潘金莲，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同性之间的斗争局面。凭着自己的聪明机智，她很快意识到，要在这个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最根本的就是得到西门庆的宠爱。在对同性的羡慕嫉妒恨中，逐渐走向人性的黑暗面，其阴险其狠毒，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背后，充满了罪恶与血污。
小结：
她是一个被社会所害的女人，同时她也是一个害人的人。她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因为她自视清高，也不安分，她认为自己是块金子，总想要闪闪发光，因此，她并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她要冲破束缚她的藩篱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地方。
她的这种反抗与逆来顺受的女人相比有其可贵的地方，但是，她没有意识到，她的人格意识的觉醒与她卑微的社会地位并不相配。在改变命运的路上，她的灵魂被扭曲，人格变异，欲望膨胀，恶贯满盈，最终得到一个因果报应的结局，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将她的罪恶人生与悲惨遭遇不加掩饰展示给读者，没有褒贬爱憎，亦没有诗情画意，不动声色，淋漓尽致，真实的还原了封建末世堕落的世风所造成的悲剧人生。潘金莲或许真的不值得被原谅，但至少还是值得同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