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起北魏，总让人想起孝文帝拓跋宏，还有在他推崇下实行的汉化政策。虽然孝文帝的改革在历史教科书中被评价为利大于弊，但是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个评价并不苟同，他们承认孝文帝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改革成果，也一再赞叹他超越时代局限的改革眼光，但是却无法否定一个历史现实：因改革走向强盛的北魏并没有展现出持续的、旺盛的生命力，在孝文帝死后北魏在几十年光景内迅速灭亡。关于北魏的灭亡，有人将责任归咎于汉化政策，他们认为在并没有汉人传统的鲜卑族中，植入“异国文化”，肯定会有水土不服那天：也有人认为北魏灭亡是注定的，即使没有汉化，内部矛盾也不允许他们有稳定的可能，那么北魏灭亡究竟因为什么？
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是对是错？
先说结论，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在当时是最明智的决定，至于后来的发展完全是脱离了他的掌控。在具体讨论孝文帝的政策前，我们得先了解下孝文帝在改革前所面对的时代背景：首先北魏是前秦政权分离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国家，它的前身是代国，一个与中原为邻的小国崛起为统一北方的强国，确实有它自己的运作模式。北魏在建国初效仿前秦时代，对天下实行离散诸部的管制方法，通俗来说，将原来抱团取火的部落体制彻底打碎，各个小部落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在地方设立长官进行监督，妄想地方会无条件的服从中央，为什么要用妄想这个词？因为先秦时期也这样安排过，可是这项制度与现实脱节，导致地方脱离了中央掌控，因此引发了危机。
北魏学着葫芦画瓢照搬了这一套，造成了比前秦时代更棘手的问题——北魏的阶层关系朝着畸形化发展。由于中央间接下放给地方许多权力与自由，所以地方士族与豪族的实力逐渐壮大，而这些中层阶层却挤压着底层人们的生存空间，控制着他们的生产方式，与朝廷抢夺他们的生产成果，这样一来，地方垄断让入编户的农民越来越少，朝廷收不上赋税，军队募不到兵。因此北魏迫切需要整治这些中层力量，在与他们不爆发正面冲突的情况下，将他们整合在政权管辖中。
这些阶级矛盾终究属于自家内部事宜，而游牧民族与汉族的相处之道才是最需要解决和探讨的。在汉帝国分崩离析之前，汉族在北方强力压制着游牧民族，而经历了五胡乱华，游牧民族翻身做主了，游牧民族开始压制着汉族。但是汉族人口才是这世界的主体，以少数人来控制多数人，这样的政权是有隐患的。况且汉人称游牧民族为胡，这本就充满着敌意，如果存活下来的汉族政权想要东山再起，国内必定有许多汉人纷纷响应，北魏要想做大做强，只能改变自己，依附在汉人的羽翼下。
在这种现实窘境下，孝文帝既想解决阶层矛盾又想平衡民族矛盾，于是他想到扶持汉族地主来牵制地方胡族的势力，这样两全其美的想法促使了宗主督护制诞生，这项制度扶正了汉豪族的地位，让他们在地方基层成为领袖，与胡族豪族平起平坐。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更彻底的汉化政策，不仅汉化了本族语言、服装和生活习惯，并且重用德才兼备的汉人配合支持汉化的鲜卑族人一起稳固统治，如果单从稳固统治方面，这些汉化政策确实解决了北魏的燃眉之急，汉族不再视鲜卑族为异族，这也完成了孝文帝汉化的目的。即使有相当部分的鲜卑旧贵族反对汉化，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鲜卑族与汉族是向往融合与统一的，这样分析，汉化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汉化政策存在异议？
五胡期间政权矛盾初显
前面说到，孝文帝改革的眼光是具有先知性的，但是解决了未来的问题，不等于眼下不会产生新的难题。客观评价孝文帝的改革措施确实有不尽完美之处。如恢复流于形式的礼乐制度，将人性埋葬于繁文缛节之中；抛弃了鲜卑族勇武质朴的传统，一昧追求汉族的文治，导致军事能力大幅回落；对汉族文化中的糟粕制度没有剔除，将门阀士族这些劣性制度全盘继承，从而滋生了腐化；总而言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初心与框架是积极正面的，但由于缺乏对汉人制度文化的了解，将汉文化的糟粕也一并继承，从而引发了另一种社会矛盾。
不过这种社会矛盾全然是由汉化政策引起的吗？其实未必。汉化是大势所趋，是集中解决了民族问题，孝文帝的成就也在这一进程结束后完成。自孝文帝迁都完成改革后，北魏政权面对的难题就从胡汉矛盾逐渐转变为政权矛盾，政权矛盾也不是因汉化产生，准确的说在五胡乱华时期就是有迹可循的。
前秦与前燕都曾为士族与皇权的关系犯难，他们依赖着士族为他们打天下、开拓领土，却不想赠予他们一家独大的机会。所以他们政治内部也出现了分离与斗争。北魏在五胡后期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具体体现在崔浩事件中。崔浩是北方士族的领袖，他也是元老级的文臣，从北魏征服北方到统一后汉化，崔浩始终是位顺鳞臣子，他出妙计战胜敌国，加速了北魏统一；在整合阶层时，他帮助朝廷吸收士族势力，增强汉化的基础力量；明明是鲜卑族的功臣贵胄，却高举汉化大旗与反汉化的顽固势力抗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迎合大趋势的臣子却因国史事件招致灭族之灾。
历史上因为编篡史书、出言不逊而被降罪的大臣并不少见，但是对于崔浩的处罚着实重了些。于是有人深究这背后的真相，他们将这次时间认为是反汉化鲜卑旧贵族势力的胜利，毕竟崔浩是最早支持汉化的一批人。有历史爱好者借题发挥，认为汉化政策并没有缓解胡汉隔阂，反倒随着时间发酵加深了两族间的矛盾。而太武帝对崔浩以及汉人士族的态度也是令人玩味。
崔浩士族一脉被处死后，太武帝借题发挥，在朝廷上狠狠打击了汉人士族的势力，从表面看来，北魏后期胡汉矛盾确实不容乐观，其实这并不是真相。
因为先前鲜卑旧贵族也常与崔浩针锋相对，但统治者都是支持崔浩、维护汉人利益的，太武帝也有汉化的意向，一国之君不会因小小的国史事件改变初心，太武帝之所以态度大反转，是因为其他的政治因素。据《北史卢玄传》记载，崔浩曾向友人提出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愿望，这则消息传进了太武帝的耳朵里对他大失所望，分明姓族可以理解为魏晋时期的门阀体制，而崔浩希望汉人能够进入政治核心，虽然孝文帝也发出过分定氏族的先声。但是太武帝与孝文帝是两种人，他的政治倾向不在于天下人，而在于皇权独尊。
崔浩惨死在明线上是死于胡汉矛盾，但在暗线上死于门阀政权与皇权政治的争夺，而随着崔浩事件的酝酿，太武帝也开始借助反汉化的鲜卑旧贵族势力整治汉人士族，因此引起了皇权与门阀的斗争，自此士族在地方团结起来，这段时期内部的政权矛盾已经初显。
门阀改革的失策，引发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孝文帝的改革方案中有分定姓族的主张，通俗说就是将原先鲜卑族旧的阶层关系打碎，然后将汉人士族与鲜卑豪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胡汉结合的政权结合。这样安排既承认了汉人士族的地位，也让胡汉两族尽快融合在一起，地方的稳定才有利于中央的统治。然后他却忽视了北镇武人的利益，北镇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早就通过联姻实现了鲜卑族与汉族的往来，并不需要通过门阀改革将他们凝聚在一块，因此他们也成为北魏政权关系中独特的一块区域。
在孝文帝门阀改革还未取得成效之前，生活在北镇的居民沉浸在贵族亲兵的优越感里，但是随着门阀体制逐渐发展起来，鲜卑贵族也日益门阀化，门阀开始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没有纳入门阀体制的北镇居民却被门阀阶层边缘化，沦落为贱民，尤其在北魏后期门阀腐败、骄奢淫逸的大背景下，六镇鲜卑族的贵族深感与皇都的鲜卑族贵族生活差距大，于是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归咎于汉化政策，因此他们掀起了叛乱，并由此导致了北魏的分裂，最终被吞没。
结语：
北魏之所以灭亡，还是因为政治内部秩序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分裂，从而导致北魏外强中干被历史淘汰，那么门阀士族日益腐化是否与汉化政策有关？不可否认有一定影响力，但汉化本身就是无奈的救国政策。实行门阀体制，势必能会引起日后门阀集团的腐败；放弃门阀制度，统治基础将无法发展起来，民族矛盾将永远无法缓解，或许弱小的北魏会被汉人士族更早吞噬。
参考资料：《北史卢玄传》《魏书》
